五代八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郭氏之兴，荣无尺寸之功，环四方而奡立者，皆履虎咥人之武人，荣虽贤，不知其贤也，孤雏视之而已。俄而将相矣，俄而天子矣，争夺者攘臂而仍之，不能一朝居也，徒为子哙、子之，而敢言尧、舜乎？
　　
　　所难处者，荣既嗣立而无以处柴守礼耳。论者乃欲别为郭氏立后，而尊守礼为太上皇，则何其不审而易于言也！郭氏无可立之后明矣，将谁立邪？荣之得国，实以养子受世适之命，郭氏之恩，何遽忍忘。身非汉高自我而有天下，则不得加皇号于私亲。
　　
　　礼之所不许者，宋英宗且不得加于濮王，而况守礼乎！然则将如之何？守礼之为光禄卿，先朝之命也。迎养宫中，正名之曰所生父；其没也，葬以卿，祭以天子；其服，视同姓之为人后者为之朞；则庶乎变而不失其常矣。外继竄宗之法，不可执也。为天子而旁无可立之支庶，古今仅一郭氏，道穷则变，变乃通也。
　　
　　五十四
　　
　　与人俱起，血战以戴己为君，功成位定，而挟勋劳以相抗，亦武人之恒也。即虑其相仍以攘臂，自可以礼裁之，以道制之，使自戢志以宁居。
　　
　　遽加猜忮而诛夷之，刻薄寡恩，且抱疚于天人，汉高帝之所以不得与于纯王之道也。郭氏因群力以夺刘氏之国，而王殷无罪受诛，王峻贬窜而死，其事与高帝同，而时则异，未可以醢葅韩、彭之慝责郭氏也。
　　
　　自唐天宝以来，上怀私恩而姑息，下挟私劳以骄横，拥之而兴之日，早已伏夺之之心。位枢密、任节镇者，人无不以天子为可弋获之飞虫，败者成者，乍成而旋败者，相踵以兴，无岁而兵戈得息。乃至延契丹以蹂中国，纲维裂，生民之血涂草野，极矣。
　　
　　李嗣源之于存勗也，石敬瑭之于嗣源也，郭威之于刘知远也，皆自以为功而相师以起者也。究不能安于其位以贻后昆，而徒辱中原之神皋天阙，为旦此夕彼之羶场。其他速败而自灭其族者，更仆而不胜数。
　　
　　至于郭氏有国，幸而存者鲜矣。高行周卒，慕容彦超灭，王峻辈擅国之兵，夺民之财，其以乱天下也无疑。郭氏虽不可以行天诛，而天诛不容缓矣。
　　
　　乱人之未绝，其乱不衰，决意行法于廷而不劳争战，事会已及，变极而复，尚奚容其迟疑乎！
　　
　　殷、峻诛，而后樊爱能、何徽可伏法于牙门，武行德、李继勋可就贬于国法；乃以施于有宋，而石守信、高怀德之流，敛手以就臣服。天诛也，王章也，国之所以立、民之所藉以生也。故曰不可以醢葅韩、彭之罪罪之也。百年以来，飞扬跋扈之气习为之渐息，一人死，则万人得以保其生，王殷、王峻俛首受诛，不亦快与！
　　
　　五十五
　　
　　国家有利国便民之政，而遣专使以行，使非其人，则国与民交受其病，弗如其已之也。
　　
　　使者难其人而不容已，则弗如即责之所司，而饬以违令之大法，固愈于专使之病国与民远矣。
　　
　　夫国家之置守令，何为者也？岂徒以催科迫民而箕敛之乎？岂徒以守因陋就简之陈格，而听其日即于废驰乎？
　　
　　岂徒以听民之讼，敛钧金束矢之入以为讼府，而启民于争乎？下有疾苦而不能达，则为达之，以不沮于上闻；上有德意而不能宣，则为宣之，以不穷于下逮。
　　
　　于是有上言便宜以拯民而益国者，参廷议而决其可行矣，即以属之守令，使进其邑之士大夫与其耆老，按行阅视，条奏其方略，而即责之以行。苟其玩上旨以违民心，专改革而违国宪，则有诛极贬褫之法以随其后。贤者劝，不肖者惩，蔑不可举也。
　　
　　夫既有悉治理以上言者，娓娓而尽其利病，贪猾暴虐之吏，固无可容其欺蔽。即有老病疲茸、怠而坐驰之守令，监司得持课程以督其不逮；监司朋比饰说以罔上，司宪之臣，得持公议以纠其不若。
　　
　　廷臣清，监司无枉，守令不敢失坠，有言者必有行者，取之建官分职之司而已足，夫何阻隔不宣之足虑哉！若夫言利病者，徒取给于笔舌而固不可行，则守令得详悉以上请，而仍享无事之清晏，奚用专使督行而有不得其人之忧哉！
　　
　　明君之治，择守令而已；守令不易知，择司铨司宪者而已。司铨司宪者，口在天子之左右，其贤易辨也。而抑得贤宰相以持衡于上，指臂相使，纲维相挈，守令之得失，无不可通于密勿，则天子有德意而疾通于海内，何扞格之有乎！
　　
　　此之不谨，而恃专使以行上意，是臂不能使指，而强以绳曳之也。一委之专使，则守令监司皆卸其利国利民之责，行之不顺，国病民劳而不任其咎；即有贤者，亦以掣曳而废其职，况不肖者之徒张威福，迫促烦苛，以苟且报奉行之绩乎！
　　
　　江南李氏听刺史田敬洙之请，修水利于楚州，溉田以实边，而冯延己使李德明任其事，因缘侵扰，兴力役，夺民田，而塘竟不成；巡抚诸州以问民疾苦，而使冯延鲁以浅劣轻狂任之，反为民害；徐铉、徐锴论列其委任之失，顾得贬窜。夫岂特二冯之邪佞不可任哉！使守令牧民，而别遣使以兴事，未有可焉者也。
　　
　　五十六
　　
　　周主威疾笃，遗命鉴唐十八陵发掘之祸，令嗣主以纸衣瓦棺敛己，自谓达于厚葬之非而善全其遗体矣。其得国也不以正，既无以求福于天；其在位也，虽贤于乱君，而固无德于天下，以大服于人；惴惴然朽骨之是忧，而教其臣子使不能尽一日之心力以效于君亲，其智也，正其愚也。
　　
　　尤可哂者，令刻石陵前，以纸衣瓦棺正告天下后世，吾恶知其非厚葬而故以欺天下邪？则乱兵盗贼欲发掘者，抑必疑其欺己，愈疑而愈思发之。汉文令薄葬，而霸陵之发，宝玉充焉。言其可信，人其以言相信邪？
　　
　　陵墓之发，自嬴政始。骊山之藏，非直厚葬已也，金银宝玉，鼎彝镜剑，玉以为匣，汞以为池，皆非生平待养之资，而藏之百年，愈为珍贵者，是以招寇。
　　
　　若夫古之慎终厚葬、以尽人子之心者，敛襚之衣无算，遣车明器祭器柳衣茵罂赠帛，见于土丧礼者，如彼其备。等而上之，至于天子，所以用其材而极孝养必具之物者，礼虽无考，而萃万国之力以葬一人，其厚可知也。
　　
　　然皆先骨而朽，出于藏而不适于用。则人子之忱以舒，而终鲜发掘之患。先王之虑之也周，取义也正，而广仁孝以尽臣子之情也至；不可过也，抑不可不及也。
　　
　　周主威不学无术，奚足以知此哉！墨氏无父，夷人道于禽兽，唯薄葬为其恶之大者。藉口安亲而以济其吝物寡恩之恶，禽道也。为君父者，以遗命倡之，亦不仁矣。
　　
　　五十七
　　
　　高平之战，决志亲行，群臣皆欲止之，冯道持之尤坚，乃至面折之曰：“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？”夫谓其君为不能为尧、舜者，贼其君者也。
　　
　　唐太宗一躬帅六师之能，而大声疾呼，绝其君以攀跻之路，小人之无忌惮也，一至此哉！道之心，路人知之矣，周主之责樊爱能等曰：“欲卖朕兴刘崇。”
　　
　　道之心，亦此而已。习于朱友贞、李从珂之朒缩困溃而亡，己不难袖劝进之表以迎新君，而己愈重，卖之而得利，又何恤焉？周主惮于其虚名而不能即斩道以徇，然不旋踵而道死矣，道不死，恐不能免于英君之窜逐也。
　　
　　若夫高平之战，则治乱之枢机，岂但刘、郭之兴亡乎？郭氏夺人之国，失之而非其固有；刘氏兴报雠之师，得之而非其不义；乃其系天下治乱之枢机者，何也？
　　
　　朱友贞、李存勗、李从珂、石重贵、刘承祐之亡，皆非外寇之亡之也。骄帅挟不定之心，利人之亡，而因雠其不轨之志；其战不力，一败而溃，反戈内向，殪故主以迎仇雠，因以居功，擅兵拥土，尸位将相，立不拔之基以图度非分；樊爱能等犹是心也，冯道亦犹是心也。
　　
　　况周主者，尤非郭氏之苗裔，未有大功于国，王峻辈忌而思夺之夙矣。峻虽死，其怀峻之邪心者实繁有徒。使此一役也，不以身先而坐守汴都，仰诸军以御患，小战不胜，崩溃而南，郭从谦、朱守殷之于李存勗，康义诚之于李从厚，赵德钧之于李从珂，杜重威、张彦泽之于石重贵，侯益、刘铢之于刘承祐，皆秉钺而出，倒戈而反，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，周主亦如是而已矣。
　　
　　且不徒长逆臣之恶、以习乱于不已也，刘崇方挟契丹以入，周师溃，周国亡，草谷之毒再试，而黎民无孑遗，德光且留不去，而中国无天子，刘崇者，又岂能保其不为刘豫？而靖康汴梁、祥兴海上之祸，在此役矣。
　　
　　夫冯道亦逆知有此而固不以动其心，不失其为瀛王者，而抑又何求哉？唯周主决志亲征，而后已溃之右军，不足以摇众志；溃掠之逃将，不足以劫宫阙；身立血战之功，而樊爱能等七十人之伏辜，无敢为之请命。
　　
　　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，臣乃成乎其为臣，契丹不战而奔，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。周主之为天子，非郭氏授之，自以死生为生民请命而得焉者也。何遽不能为唐太宗，而岂冯道之老奸所可测哉？